【佛法僧宝】折三铜钱并非安南铸造、 其为元代至大时期的“供养钱”
作者： 献福寿山石
（新浪博客2018-12-06博文修订版）
笔者收藏了一枚折三“佛法僧宝”铜钱，因其脱谱，一时无从考证，何人所铸一时成谜，故长期沉睡本人帐册中。
近年来，互联网普及运用已被广泛采纳，其信息储量大、涵盖广、内容丰、效率高等优势给人们带来极大便捷，如今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已步入多元化快渠道领域。
有了这种优势，经网络查寻，历史上安南国后黎朝叛将陈暠夺取政权后于天应元年（公元1516年，时值明正德十一年）倒是铸有一枚“佛法僧宝”铜钱。因陈军战时皆削发为记、并借佛法召令全军、鼓舞士气，故取“佛法僧宝”作为钱文。
陈暠所铸“佛法僧宝”为篆书体小平钱，此后史料未见其它版别存世。安南“佛法僧宝”从版式规格到钱文书体均与本人收藏的这枚藏品大相径庭，愚判定笔者收藏的这枚折三“佛法僧宝”绝非安南陈暠所铸，它究竟出自何人之手，仍需审慎甄别、深入考证。
经过一段时间迷惑，一次偶然机会，笔者在互联网《古泉园地》2017年6月27日刊载的一枚折二银质“佛法僧宝”图片中发现了重大信息（未见持有者署名）。这枚钱币面文书体与笔者所藏的折三“佛法僧宝”几乎如出一辙，它们存在胞波关联，属同宗共祖。其钱背又让人有了更为惊喜的发现，居然铸有直读“至大”二字。经过仔细比对，《古泉园地》银质“佛法僧宝”钱背文字与元代一种折十“大元国宝”背“至大”一脉相承。元代背至大钱币本就存世罕少，《中国古钱大集》一书拓图记载了这枚“大元国宝”背“至大”钱，惜实物已外流日本。通过两枚背至大钱币互为辩证，笔者断定它们皆为真品。以其存世量分析，臆造者无利可图，且又背负小人恶名，毫不上算，故而非造假者为之。
银质“佛法僧宝”背至大身份已明，即为元代至大时期所铸。根据古钱“同宗互证”原则，从字体形式又印证了笔者收藏的这枚折三“佛法僧宝”同属元代至大时期铸造，它排除了安南舶来品的假说。谜团得以解惑，笔者早年判断折三“佛法僧宝”非安南铸造也得到证实。值此一枚元代币种重见天日，从而弥补了中国古钱币史籍的缺失。
“至大”是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的年号，仅用四年（公元1308-1311年）。元代信奉佛教，每位皇帝登位前必先就帝师受戒。凡举行法会、修建寺庙、雕刻藏经等佛事费用皆由国库支出，元代统治者还划拨给寺庙所需田亩作为供养，由此派生出唯元代特有的“供养钱”，这些钱币既可赠与亦可流通，这种现象贯穿元代始末。
怎样理解“佛法僧宝”面文涵义？自古“佛、法、僧”合称三宝，“佛宝”即佛菩萨像；“法宝”代表经书；“僧宝”特指寺院出家人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古人取“佛法僧宝”钱文作为寺庙供养钱十分贴切。
笔者收藏的折三“佛法僧宝”供养钱尺寸足、品相佳，为何史籍不载？究其原因可归三点：此币可能为“至大”末年所铸，铸量少、存世罕、面世晚；元代供养钱的铸造仅为某个寺庙的个体行为，不会众寺同铸，故铸量有限、涵盖范围狭小；历史上中原统治者对于元代以前各少数民族政权抱有太多偏见，著书立说对其记载过于简单，大事偶有遗漏，小事不载亦在情理之中。
好在还原历史并非仅用书体传承一种手段，还可采用“以物证史”这一行之有效的推断方法作为重要补充。中华历史源远流长，上古九州并无文字记载，后人考证历史即用“以物证史”这种方法进行，准确度同样得到有效验证、专家认可。笔者这枚折三“佛法僧宝”是以物证史、同宗互证的典型范例，其有了明确归属，给元代钱币锦上添花，使中国钱币绚丽多彩！
是品光背熟坑、楷书直读，钱面细缘细廓，钱背宽缘，钱径32毫米、厚2.5毫米、重12.55克。此币存世罕少且又一度被泉界部分藏家误读，笔者作为一名普通泉币收藏者，不敢妄言，通过这篇论文自觉已为折三“佛法僧宝”寻了根正了名，“专家”或不肖一顾，但学术讨论从来都是以重事实胜雄辩的，没有权贵高低之分。这枚钱币有着如此意外经历，本人判断，重获新生的元代折三“佛法僧宝”供养钱身价定会陡然倍增，其为极具收藏价值的珍贵钱币。
下图为笔者收藏的折三佛法僧宝
下图为《古泉园地》刊载的银质钱币
银质钱币背“至大”
《中国古钱大集》917P拓图
下图为安南陈暠所铸佛法僧宝篆书小平钱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