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作者  陈宁

从上个世纪末开始，随着东北出土的窖藏钱币如同“泉涌”，“辽金窖藏钱币”作为一种“现象”，越来越受到考古界与钱币学界的重视，而随之而来的是品种繁多的在谱或出谱的出土辽金钱币出现东北、北京等地的收藏市场，为广大钱币收藏爱好者收藏这些钱币提供了机遇，在收藏与研究“辽金钱币”上，北方收藏爱好者占有独特的优势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使得北方收藏爱好者收藏了不少辽金钱币，其中不乏珍稀品种的辽金钱币。

这些具有北方少数民族色彩，来自辽、金两朝龙兴之地的辽金钱币，这些来自“辽金钱币”老家的真正第一手的出土钱币，大大丰富了北方收藏爱好者的收藏！

但是也使得五十大珍中的“辽金钱币”，所谓的“辽钱上八品”等头上的光环，黯然失色，成为“昨日黄花”，风光不再！

这些新出土的“辽金钱币”正在颠覆着传统的关于“辽金钱币”的观念与看法，给传统观念与所谓的掌握话语权的“正统收藏界”以极大的冲击！

有志于“辽金钱币”收藏与研究的民间草根收藏家利用这种转瞬即逝，千载难逢的时机，收藏了不少珍稀品种的“辽金钱币”，为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、历史遗产做出了贡献！

对于“辽金钱币”，“收藏”仅仅民间保护文化遗产的开始，而整理、研究这些“辽金钱币”则是真正保护与继承优秀的中华文化遗产的继续，只有这样，才能为这些“辽金钱币”正名，才能发掘这些铜铸的“文字档案资料”背后的历史！

贾福玲、贾恒才姐弟二人合著的“辽金花钱”就是这样一本介绍收藏与研究的好书！

下面笔者通过此书的部分片段，结合笔者个人的收藏，谈谈读书心得。

二枚金代初期的“年号大钱”

   在《辽金花钱》的金代钱币部分，收录了三枚超大型隶书金代初期钱币：

它们分别为“天辅通宝”、“天会通宝”和“天眷元宝”，被称为“鎏金钱币”（《辽金花钱》）或“金铜合金”（“咏生藏泉”博客）。

这些钱币，其背面刻有契丹文背字，“千秋万岁”（天辅通宝、天会通宝）、“天眷元年”（天眷元宝）。这些钱币形体厚重，直径在90毫米以上，重量超过160克，通常显示辽金钱币，特别是辽代钱币多大钱的特点。

这些钱币，与金代钱币基本以文字优美的略带“真书”韵味，甚至是“瘦金体”韵味的楷书的不同，这三种钱币的书体为带有“辽风”韵味的隶书，极类辽钱。

裴元博先生在研究这种“天辅通宝”钱币时候，写到：

“这枚大钱有几点独特之处，一是形制阔大厚重，……说明它绝不是行用钱，而是用于特殊用途的钱币；二是钱文字体“天、通、宝”三字极具辽风，且与“辅”字书体极不协调，大小、书体格格不入，“辅”字，无剜补粘贴之弊，岁月在四字上留下的印记大同小异，符合改范钱新旧钱文差异认定。该钱显然是以辽钱改范而成，……；三是钱背的阴刻契丹文“千秋万岁”，有严重的自然磨损痕迹，并与钱面磨损一致，足证此钱铸造非近现代仿铸，而是金代早期所铸珍钱；四、钱形，钱文，风格具辽钱风貌，而不具金钱特奌，是以该钱应不是金国自家钱监所铸。”

其实，这种颇具辽风的“天辅通宝”，应该是金代尚未建立严格的货币制度与钱币铸造体系时候铸造的。

仅就“天辅通宝”而言，出土品中也有超大型楷书“天辅通宝”钱：

下面是笔者收藏的三种“天辅重宝”钱的照片：

这三种钱币中，真书“天辅重宝”折十钱，被称为“国家名片”的重要钱币，也可以称为金代钱币中的，而篆书折五“天辅重宝”与其他两枚篆书折五钱“天辅元宝”、“天辅通宝”组成了篆书折五“天辅年号套钱”，

这种篆书折五年号钱与由“年号元宝”、“年号通宝”组成的篆书年号小平套钱加上“国家重器”的折十楷书年号大钱，组成了金代礼仪制度的核心部分，铸造这些礼仪性钱币的目的，在于通过“改元更铸”，宣誓皇权，宣誓金代政权是入主中原的正统地位！

而这种楷书超大型“天辅通宝”、“天辅重宝”钱也是一种具有上面意义的钱币，但是从出土情况看，这种形制、书体的超大型钱币在金代钱币中也是个例！

仅超大型楷书“天辅重宝”，至今笔者过眼过手的就有“铜”、“银”、“鍮石”三种材质，这也说明了这种超大型“天辅重宝”不是行用钱，属于特殊形式的钱币，而非货币。

笔者也收藏有一枚隶书铜质“天眷元宝”超大型钱币，此钱出自吉林农安一带：

下面是这枚铜质“天眷元宝”钱，与其他两枚不同材质的“天眷元宝”钱的比较图。

从文字、直径上看，这三枚钱币应该是同模钱币，但是真正的同模钱币，在直径上大致相同，文字上基本相同，但是仍然有微小差异，而非一模一样，分毫不差。尤其是钱币或珍藏，或民间收藏，必然带有把玩所形成的摸索痕迹！

我们再研究这种钱币的背面契丹文“天眷元年”四个字：

通过研究两枚鍮石钱的契丹文，通过比较，我们认为这两枚钱币的契丹文刻制有两种可能：

一种是铸造后重新刻在钱币上的，而不是在钱模上刻制四个契丹文字，翻模铸造在钱币上，也有一种可能在钱模上刻制四个契丹文字，然后再翻模铸造在钱币上，最后通过刀具进行修整，总之，这四个契丹文字最后都要经过刀具修整，因此在文字的笔划的宽窄、深度都存在着差异！

从表面上看，笔者收藏的这枚铜质钱币的背面似乎没有契丹文字样，但是仔细观察：

仍然看到有刀具修整后契丹文字的残存笔划的痕迹，其钱币的背面似乎被有意的磨去契丹文痕迹，这一切足以证明这枚钱币却为真品，而非铸！

     笔者还收藏有一枚蓝绿锈“天会通宝”超大型隶书钱：

此钱直径约91毫米，重量180克，为青铜质地。下面是这枚青铜绿锈钱币与咏生藏泉收藏的鍮石钱的比较图：

   这两枚钱币有关为同模钱币，但是应该不是同一“铸母”，而且青铜钱币的铸相要优于鍮石钱，笔者认为对于青铜钱与鍮石钱，铸造者已经熟练掌握青铜钱的铸造技术，而对于鍮石，这种新型材质钱币，铸造技术尚不成熟，因此钱币多沙眼！

  而这枚绿锈超大型“天会通宝”青铜钱，其背文模糊不清，似乎没有经过最后一步刀具修整文字的步骤，且这枚钱币出土报国寺地摊，似乎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真伪！但目前尚未发现有同类铜质钱币介绍！

   下面是这三种钱币文字的研究：

裴元博先生，认为“天辅元宝”为是有类似的辽代超大钱借范铸造，而在《辽金花钱》收录了两枚背文为契丹文“千秋万岁”的鍮石超大型辽代隶书钱币，其中一枚为辽代本朝“天显通宝”，下面是 “天显通宝”与“天辅通宝”、“天会通宝”的比较图：

   下面是这三枚钱币的背文，契丹文“千秋万岁”的比较图：

  通过比较，似乎“天辅通宝”借范之说成立的可能性不大，但是却发现“天辅通宝”、“天会通宝”似乎出自一个人的手笔，“天会通宝”由“天辅通宝”改范而成，倒是可能的。

下面是《辽金花钱》一书中收录的六枚辽代超大型鍮石通宝钱的示意图：

   仅从这六枚钱币的“通宝”二字，这些钱币借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，应该说每一种钱币都是开模新铸的。

   因此，笔者认为这种超大型隶书“天辅通宝”钱是仿铸的，而非“借范”，而“天会通宝”则可能是“借范”而成。

   而超大型隶书“天眷元宝”钱、如果与辽代超大型隶书元宝钱相比较：

我们可以发现在《辽金花钱》一书中收录的辽代超大型鍮石钱币的“年号元宝钱”一共六枚，除去“统和元宝”的背文为契丹文“大辽万年”外，其余五枚，背文均为契丹文的“年号元年”。

而且以“大”字开头的三个“年号元宝钱”——“大同元宝”、“大康元宝”、“大安元宝”似乎存在着“借范关系”。

这些超大型鍮石“年号元宝钱”，以“寿昌元宝”钱为最后一个年号元宝钱，而超大型隶书“天眷元宝”钱，应该是有“寿昌元宝”钱仿铸而成，而非“借范”，这种翻铸，不但模仿了文字，而且模仿了形制。

这种带有辽风的金代年号钱——“天辅通宝”、“天会通宝”和“天眷元宝”钱，不但有鍮石，属于贵金属的钱币，也有铜质，普通的钱币。

笔者认为这些金代超大型隶书年号钱，是金代建国初期，尚未形成完备国家管理体制与制度，特别是钱币制度之处的，根据《金史.食货志》，“金初用辽、宋旧钱，天会末，虽刘豫“阜昌元宝”、“阜昌重宝”亦用之。海陵庶人贞元二年迁都之后，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，遂制交钞，与钱并用。正隆二年，历四十余岁，始议鼓铸。”

虽然今天，在东北出土的金代窖藏钱币中发现了诸多金代前三朝，即金太祖的“收国钱”、“天辅钱”，金太宗的“天会钱”、金熙宗的“天眷”、“皇统钱”，而这些钱币总体数量很少，却是品种繁多，书体复杂，形制不统一，且大钱居多的的奇特现象。

笔者认为这些是金代建国初期的必然现象，首先是借助于接受的辽代铸钱力量，借助于辽代钱币模式，在辽代灭亡之后，在金太宗指挥大军南下，灭了北宋，接受了北宋在黄河中下游的铸造力量，特别是西北的铸钱机构与技术力量，铸造钱币有仿照辽钱，改为仿照宋钱，其中伪齐刘豫的“阜昌钱”应该对金代的钱币制度形成起到极大的影响！

在金代海陵王、金世宗统治下，最终形成的金代完备货币制度和义“礼仪制度”为核心的“钱币制度”。

多元文化的各种钱币最终归于统一的金代钱币制度！